Apology and Crito

如果同胞皆錯，蘇格拉底何苦留戀故鄉，何不選擇逃走，至他鄉傳播哲學，為世人保有追求哲學生活的生機，畢竟受死雖可明其志，但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？自願受死的決定到底分裂了蘇格拉底的哲學家角色與公民身分，或者使兩者並存？

1. 對蘇格拉底來說，雅典乃是他最主要傳播哲學之地，故雅典人民成為最優先的關心對象；換句話說，在雅典城邦內傳播哲學是神賦予蘇格拉底的責任，若放棄在家鄉說服人民追求善的本質，不論自管自事抑或逃至他鄉完成神的使命都是違背神的行為。此外，蘇格拉底對於真理的態度遠高於生死，他寧可堅守事物的「真」也不願屈就於大眾追尋的「假」，故若選擇逃離家鄉，便是否定真理而接受了存在於雅典社會中的流俗價值。
2. 對於同時兼具哲學家與雅典公民兩者身分的蘇格拉底，首先，哲學家的角色便是藉由追求真理與自我批判的方式體現神的旨意，即透過不斷與他人對話的過程中使對方認清自己的無知─儘管蘇格拉底的想法與當時的社會價值觀格格不入，他仍不願為了追求真理而放棄生命。再者，在《克里托》中以公民的角色將城邦擬人化，藉以說明公民對於雅典法律的服從與遵守。哲學家只論是非、不計生死，而公民則是有服從具正當性的法令之義務且不該逃避國家裁決，兩者之間的關係皆顯現出不論蘇格拉底身分為何，善盡他的責任並不會因此對死亡的威脅產生恐懼；換言之，蘇格拉底只在乎事情的對與錯、真與假，至於他的生死並非凡人能左右，而是順乎神的安排，故我認為兩者身分實為並存關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