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同胞皆錯，蘇格拉底何苦留戀故鄉，何不選擇逃走，至他鄉傳播哲學，為世人保有追求哲學生活的生機，畢竟受死雖可明其志，但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？
在克里托篇中，蘇格拉底提到，他並未後悔當一個雅典人或是曾經想離開城邦，因此他不會做背棄雅典及法律的事情。但若挑戰了不正義之法律或判決，就是背叛了雅典，背叛了賦予他生命的地方，摧毀一個眾人所共同生存之地，成為一個不是好公民之公民，法律和國家也跟著被摧毀了。
而且，對蘇格拉底而言，他是無罪的，但如果因為他的逃跑，違反的雅典的法律，那麼他便是有罪的，因此身為雅典公民的他，是不會逃跑的，因為他尊重這個國家以及他的法律。
另外，他之所以選擇一死，而非到各地去傳播，也因為他認為只有雅典人可以接受哲學，若雅典人都無法，那其他地區的人民也無法，況且如果他是在違背了雅典的法律後，到其他地區講授哲學，那麼其他地區的人民也不會接納他這樣一個不尊重法律的公民。
自願受死的決定到底分裂了蘇格拉底的哲學家角色與公民身分，或者使兩者並存？
克里托篇的前半段延續蘇格拉底在申辯篇的哲學家身分，但已經不那麼的強烈了，在後半段則不斷的凸顯出他的公民身分，但在最後一句:「那麼就讓我們放棄逃跑，克里托，讓我們順其自然，因為神已經指明了道路」這邊，哲學家身分再次出現。
我認為，蘇格拉底選擇不逃跑也是因為他想同時扮演好哲學家與公民的角色，最後，透過他的死，將這兩個身分結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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