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ology and Crito

如果同胞皆錯，蘇格拉底何苦留戀故鄉，何不選擇逃走，至他鄉傳播哲學，為世人保有追求哲學生活的生機，畢竟受死雖可明其志，但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？自願受死的決定到底分裂了蘇格拉底的哲學家角色與公民身分，或者使兩者並存？

守法赴死或是逃走是蘇格拉底和克里托一直在爭論的事情，兩個人也提出不一樣的觀點。克里托以人的求生本能，奉勸蘇格拉底逃亡，認為人活著是公民德性展現的基本條件，其認定死刑的判決並不公平；蘇格拉底評估是否赴死的原因為能否實踐公民的德性，徜若逃亡有破壞城邦秩序的可能，即違反了身為一位公民該有的德性。蘇格拉底將城邦法律擬人化、並宣稱雅典公民之應守義務不容拒絕。克里托則提醒蘇格拉底仍有為人父的應盡之責任，試圖以多數人的看法說服蘇格拉底，蘇格拉底則表示大眾的意見不值得參考。作為城邦公民，不守法的決定對城邦而言並不公平。對於蘇格拉底來說，如果不能正當的活著，則不應苟活，此時哲學家的角色對公民德性的堅持超越了他對死亡的恐懼。蘇格拉底認為，哲學家一生便是幫助同胞追尋真理、行正義之事，而身為雅典公民該行的正義之事便是無條件地服從法律與城邦，面對守法赴死或是逃走的處境，哲學家和公民此二身分不相牴觸、是共存的，蘇格拉底可以既是哲學家、又是好公民。面對這項兩難，蘇格拉底選擇以其身證道，放棄作為人求生的本能：若逃亡苟活將迫使蘇格拉底放棄哲學、背叛正義，這樣的生活對他來說是不值得活的。